小莉结婚没多久，丈夫小科就因涉嫌犯罪被羁押了，这一分离就是两年多。小科出狱后，夫妻俩时不时因生活琐事而争吵。一吵架，小莉会回娘家去住，为此小科很是犯愁。

小科想，是不是生个小孩作为感情黏合剂，夫妻感情就能恢复如初了？小科刚把要孩子的想法跟小莉提出来，小莉就向他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婚礼怎么办？房子怎么办？原来，夫妻俩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还没有办过婚礼，而且夫妻俩跟公婆住在农村的自建房里，没有自己的房子，两代人一起生活，难免磕磕碰碰，小摩擦不断。

小莉的想法是要孩子可以，但要先在城里买房、办完婚礼后再要。这让小科犯了难，他和小莉本就没什么积蓄，自己又刚出狱不久，收入不高，父母经济条件也一般，婚礼好办，但想在城里买房可不容易。看小莉态度坚决，小科也感觉以前亏欠了小莉，想要弥补。于是，小科找到父母商量，小科父母多方筹措，凑了20万元给小夫妻俩，终于帮儿子儿媳在城里买了房。

没想到，平静的日子刚过了两年，小莉和小科的感情就急剧恶化，最后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亲戚朋友们轮番规劝，夫妻俩还是没办法和好，小莉一纸诉状提出离婚。

法院认为，本案系离婚纠纷引发的原家庭成员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基于我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债权债务多限于口头约定的特点，结合小科是独生子的客观实际，就本案中各方权利义务的认定，除相关证据外，尚需结合当地婚姻家庭方面的传统文化和习俗，予以综合评判。同时，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系借款还是赠与，应探究父母与子媳的共同本意。

老江经营着一个红木家具加工厂，长子小江夫妇都在加工厂里帮忙，由老江发工资。老江还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小儿子。

2020年上半年，小江夫妇与老江商量，在城里买房以方便女儿在城里上学，老江欣然同意。没多久，小江夫妇便看中了城里一幢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的别墅，房价880万元。老江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和手续费，别墅登记在小江夫妇名下。之后，小江夫妇用该套别墅作抵押，从银行贷款了400万元，给老江用于经营红木家具加工厂，贷款利息都是老江支付。

别墅刚买了不到一年，小江的妻子向法院起诉，要与小江离婚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老江也随即一纸诉状起诉小江夫妇，要求归还借款890多万元，并提供儿子小江书写的两份借条作为证据。

儿子小江对借款表示认可，但小江的妻子却不认可。小江的妻子表示，自己没有巨额收入，不可能借钱购买价格如此之高的房屋，承担如此巨大的债务风险，而且，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在传统习惯中默认系赠与行为，要求子女一方对赠与负举证义务是不合理的。

法院认为，老江为小江夫妇出资购房，不能当然视为赠与，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老江有赠与的意思表示。老江共育有两子，且均已成年，其不顾次子而单独赠与长子夫妇巨额财产显然不符合常理，而且庭审中，双方都确认在此之前，老江从未有过向小江夫妇赠与大额财产的先例。同时，考虑到购房款大部分是汇入小江的妻子账户，小江的妻子对购房款来源于老江是知情的，且款项用于购房和家庭生活支出，故一审认定由小江夫妇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小江的妻子上诉后，双方在二审达成了调解。

裁判实践

出资款认定需平衡各方利益

审判实践中，对于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为赠与或借贷均有大量案例。但此种司法裁判现象却并不能简单地评判为“同案不同判”。

一方面，法律很难在家事审判领域对这种具体情况有差异的事实问题作出特别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情势难免发生变更，因此，司法裁判自然不可能做到完全统一。

另一方面，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对父母出资款性质的判断，需在考虑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本意的同时，兼顾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参考本地婚姻家庭方面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努力追求情、理、法的有机统一。

但这种努力并不容易：父母为子女出资时一般无明确约定，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通常亦不充分，法院无论认定为借贷或赠与均未必符合他们的初衷。在爱情消弭、婚姻破裂、家庭解体、财富切割的传导链条上，每个人都试图抓住一丝机会以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司法裁判对款项性质的判断可能不同，但对价值利益的平衡、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却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