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一律入刑”，除判处拘役和罚金的刑事处罚外，醉驾者还将面临吊销执业证、开除公职、纳入征信等诸多负面影响。从2019年起，“醉驾”已取代盗窃，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

南都记者关注到，近年来，呼吁提高醉驾入刑门槛的呼声不止。全国“两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接受南都采访时表示，醉驾成为刑事追诉的第一犯罪对于国家、社会和醉驾者来说，都是特别巨大的损失，值得有关部门高度关注。

为此，周光权呼吁，应当适度提高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入罪门槛，因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构成犯罪，从而减少犯罪发生率。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

现状

醉驾成刑事犯罪“第一罪名”

南都：您今年提出一份《关于修改醉驾犯罪标准，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的议案》，请问原因是什么？

周光权：按照《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危险驾驶罪的最高刑是拘役，属于名副其实的轻罪。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对这个罪名基本不适用缓刑，也不予定罪免刑，罪犯大多被判处实刑。在全国刑事案件总数中，“醉酒驾车型”危险驾驶罪大约占1/3的比例，每年高达30余万人因本罪被判刑，该罪的发案率实际上已高于盗窃罪，成为排名第一的犯罪。从世界范围看，非财产性犯罪成为“第一罪名”，这是不太正常的司法现象。

每年将30万余人打上“罪犯”的烙印，使数万家庭陷入窘境。长此以往，这无论对于国家、社会还是醉酒驾车者个人来说，都是特别巨大的损失，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对此，值得有关部门高度关注。

南都：为什么说每年产生30多万醉驾等危险驾驶罪犯属于司法和个人的“两败俱伤”？

周光权：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因醉酒驾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罪犯多数被判处拘役，基本不宣告缓刑，更不会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在对其执行短期自由刑过程中，罪犯交叉感染的几率很大，增加了再犯罪风险；同时，罪犯越多，社会对立面越多，社会治理难度越大，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越大。

对于行为人来说，醉酒驾驶的法律后果非常严重。醉驾将纳入个人信用记录，贷款、消费等受到限制。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行为人不仅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还要被吊销驾驶证，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行为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还需要对一系列附随后果负责，包括：特定执业资格（律师、医师等）被吊销，个人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当兵或报考军校无法通过政治审查，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公职人员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可以说，醉驾能够让行为人瞬间失业、坐牢、倾家荡产。少数由醉酒驾车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还使得被害人遭受重大人身、财产损失，导致一些人间惨剧。

因此，从减少犯罪发生率，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角度看，一味对醉酒驾车行为按照“低标准”进行事后查处，大规模定罪处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从立法上提高定罪门槛，可能是值得考虑的一种思路。

建议

应提高定罪门槛，减少犯罪发生率

南都：为减少醉驾入刑，您有何修法建议？

周光权：我认为应当适度提高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入罪门槛，建议将《刑法》第133条之一所规定的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即构成危险驾驶罪的规定，修改为：“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

这一修改，将本罪定罪的前提由醉酒后驾车，修改为醉酒行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使得被告人“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换言之，醉酒导致被告人无法安全驾驶的，才构成犯罪，从而提高定罪门槛，减少犯罪发生率。

南都：在实际执法中，如何判断醉酒驾驶人达到“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程度？

周光权：类似有限处罚醉酒驾车的规定，在汽车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早就存在。如果醉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比如撞了人，撞击其他车辆，或者撞在护栏上、树上等，当然属于不能安全驾驶。此外，在具体执法时，有很多方法可以检验被告人是否因为醉酒导致其无法安全驾驶，例如，现场查处醉驾的交通警察让醉酒者在规定时间、规定距离走直线；让醉酒者辨认有一定图案的图画；让醉酒者阅读一段文字等。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查验被告人醉酒后能否安全驾驶的方法还会进一步增加。

南都：对醉驾入刑的“松绑”，是否会导致有严重后果的危险驾驶犯罪增多？

周光权：《刑法》立法上对情节严重的醉驾继续保持“严打”态势，对于以下情节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必须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我建议在《刑法》第133条中作出明确规定，对以下情形，将法定最高刑规定为2年以下：（1）曾因酒后驾驶机动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又醉酒驾驶的；（2）醉酒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3）醉酒驾车发生非单方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造成3车以上追尾、他人受轻伤或轻微伤的；（4）醉酒驾车不听劝阻，强行进入城市特殊繁华路段（如步行街等），或强行驶入行人过街天桥的；（5）醉酒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6）醉酒后追逐竞驶的；（7）醉酒后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驾驶的；（8）醉酒后驾驶校车、危险品运输车、中（重）型货车、工程运输车，或者载有乘客的营运机动车的；（9）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驾驶，或者明知是不符合安检标准或者已经报废的机动车而驾驶的；（10）醉酒后，教唆、指使、强迫无驾驶资格的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高速行驶的；（11）醉酒驾车后逃避或者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尚未构成妨害公务、袭警等其他犯罪）的。

思考

“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判了之”

南都：我们也关注到，为解决醉驾一律入刑带来的问题，有代表委员提出取消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统一“醉驾入刑”执行标准、入刑增加“情节严重”条款等建议，您怎么看？

周光权：取消危险驾驶罪的观点是不可行的，因为醉酒驾车行为本身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通过立法来惩治这种行为，所以不能取消，最关键的是要给予一定程度的限定，我也关注到法律界对限制危险驾驶罪定罪提出了一些方案，比如有法律界代表提出100毫升血液里酒精含量200毫克以下的醉酒驾车检察院可以不起诉，法院可以判缓刑或者免于刑事处罚，这当然是一种方案，但是“一刀切”把定罪标准提得这么高，有一些问题，比如醉酒后在繁华的路段驾车，虽然没有出事，但行为也比较危险。另外，每个人对酒精的耐受性不一样，定罪的标准也未必科学。

还有人建议，危险驾驶达到“情节严重”的才定罪，但什么是“情节严重”实践中历来就存在争议，标准不明确，所以我建议要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判断醉酒人行为的危险性，只有当驾车人醉酒不能安全驾驶的时候，驾车行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才会具体表现出来。

南都：我们也关注到，近年来，上海、江苏、湖南、湖北等地纷纷出台相关规定，对“醉驾”入刑标准作出一系列新的调整。2017年浙江省印发《关于办理“醉驾”案件的会议纪要》，规定了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的情形，不起诉或免予起诉的标准、适用缓刑的标准有所放宽，您怎么看地方的尝试和探索？

周光权：这种方案是各地的一个探索，但我觉得不是最好的方案，一个是各地各行其是，标准不统一，但驾驶人行驶范围很广，这就容易导致执法比较随意。另外各省自己制定标准也会导致矛盾凸显，比如北方有的省份对醉酒驾车100毫升血液里80毫克酒精以上的驾驶人一律不准取保候审，法院一律判死刑。

因此，我认为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修改刑法的时候规定，醉酒后驾车导致不能安全行驶的才定罪，这一规定能有效防止处罚范围的扩大化，同时相对比较明确，只有被告人醉酒后不能安全行驶的，对公共安全的紧迫现实危险才能表现出来，当然，这样的立法还要求交通安全管理部门提高执法水平，增强判断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来判断是否达到“不能安全驾驶”程度。

所以我的观点是，对醉酒驾车“不能一放了之，也不能一判了之”，大量的醉酒驾车的罪犯对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未来修改刑法的时候，必须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