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作为发明人，设立了A公司等三家专门研发、生产和经营智能电子系列产品的公司，三家公司拥有数据传输、智能家居等方面的专利共计130余项，因在市场上发现某些企业生产、销售侵害其专利权的产品，故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

据统计，2016年间三家公司向上海知产法院提起的专利侵权诉讼达72件，其中针对B公司的就有12件。B公司作为一家集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创业企业，认为A公司有恶意诉讼之嫌，遂针对A公司提起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之诉。

当这12个案件到达商建刚法官手中后，商法官在法庭里组织了第一次听证，在详细听取了双方诉辩意见和举证质证以后，询问双方是否有一揽子“打包”调解所有纠纷的想法，但双方代理人都表示之前对抗冲突激烈，均无此想法。

面对一方是拥有大量专利技术的创新企业，另一方是处于成长期的科技创业企业，如果双方长期陷于诉讼之战，将不利于各自的发展。于是，商法官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让双方互换联系方式，要求原告回去梳理其申请并获得授权的专利清单，给予双方两个月的时间在庭后互相沟通，整理争议点。经过两个月的接触和商谈，“奇迹”发生了，双方有了达成和解的意向，但就许可金额仍存在争议。

商法官得知后，遂将双方代理人再次召集至法庭，帮助双方确认必要考虑事项，将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包括专利数量、权利主体、许可方式、被许可人、许可期限等予以确认，最后让两方各自报出自己的许可费用预期。在明确得知双方心理预期后，商法官决定让让双方在法庭内再次协商。商谈之后，商法官在分歧点上帮助双方寻找各自心理预期的重合点，最后以双方各让一步的许可费用达成和解。原告当场撤诉，被告也当场将恶意诉讼案件撤回。由此，12个案件案结事了。之后，3家公司陆续撤回了在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的其他诉讼案件。

这批案件通过调解，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法官在本案处理中运用了多项调解技巧。

首先，将两方召集至法庭，通过证据交换和双方的意见陈述，确认无争议的事实，如针对作为被告之一的销售商，确认合法来源抗辩成立等，并帮助当事人梳理集中争议焦点。

其次，寻找双方存在的共同利益，提出调解建议，增大沟通调解的可能性。

再次，不限于本案范围，充分考虑双方可预见的纠纷，在双方当事人有意愿以及有可操作性方案的情况下，开展多次沟通，最大程度挖掘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

最后，充分考虑双方当事人的关注点，将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部分予以确认，帮助拟定调解协议条款从而预防之后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对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部分做最后的调解建议。了解双方可接受范围，以和解共赢为出发点，尽可能缩小双方的差距，从中谋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重合点，从而达成最后的和解。

注重案件的调解，让一系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和即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成功消解，节省了大量的司法成本和社会成本，让创业企业能够无阻碍、无旁骛地发展经营，也让发明专利得到了尊重、认可和实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