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抢劫，承运人担责

　　案例：魏某乘坐李某驾驶的客车返乡。途中，两名犯罪嫌疑人在盗窃魏某财物时被其发现并发生厮打。两窃贼用刀将魏某刺伤后逼停客车逃逸。经住院治疗，魏某花去医药费等费用近万元。在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魏某将客运公司及该车驾驶员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等各种损失。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客运公司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等9750元，驾驶员李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点评：客运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及行李运抵目的地，旅客为此支付票款的合同。我国《合同法》第293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这就是说，有偿的旅客运输合同通常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客票是旅客运输合同的书面形式和有效凭证。该法第301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对老人、孕妇、儿童、残疾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对发生急病和分娩的旅客应当给予必要的医疗和照顾，对遇险的旅客应当尽力抢救。如果出现不法侵害，承运人还应当负有两项义务，一种是事先的防止义务;第二种是事后的积极救助义务。本案中，被告应按客运合同约定的时间将原告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而原告在被告车内遭遇抢劫受伤，被告无证据证明原告受伤是其自身健康原因、本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被告亦无证据证明自己已尽到了积极有效的救助义务，故应当对原告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无辜受伤，车主赔偿

　　案例：房某乘周某驾驶的中巴车从外地回家。途中，中巴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房某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周某与货车司机负同等责任，房某等乘客无事故责任。房某受伤后花费医疗费等2万余元。因双方未达成赔偿协议，房某将周某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2.63万元。

　　点评：《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但有权提出免责抗辩。其免责情形有两种，一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二是旅客自身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等行为。就是说，只要不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论承运人主观上有无过错，旅客均有权向其请求损害赔偿。本案中，原告购票乘坐周某的中巴客车，双方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对于损害的发生原告并无过错，被告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避险跳车，乘客无错

　　案例：徐某乘坐长途客车回老家。行驶途中，因车厢内突然冒起浓烟(事后查明，浓烟是发动机故障导致高温引起的)，徐某在车未停稳的情况下从后车窗跳出，导致双足粉碎性骨折。伤愈后，徐某提起侵权责任之诉，要求被告客运公司和驾驶员赔偿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30万元。被告则以原告跳车行为存在过错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审理认为，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客运公司的客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险情，致使乘客在紧急避险过程中受伤，客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最后判决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20.6万元。

　　点评：首先，紧急避险应针对“现实的”“急迫的”危险。这种危险理解为已经发生或者虽然未发生，但随时可以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本案中，行驶的客车内突然冒烟，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该危险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即避险人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可以相信该危险发生。因此，车辆虽未着火，但乘客当时的逃生行为显然是合理的、恰当的。其次，生命权优先于身体权、健康权。紧急避险的合法性，根源于两种合法权益不能同时保护的情况下，牺牲较小的权益而保全较大的权益。乘客在生命安全遇到危险，即生命权遭受侵害时，有权选择最为便捷的逃生方式脱离危险源。徐某从自己最靠近的车窗跳出，虽然可能导致身体受到伤害，但该避险行为所保护的价值明显高于所损害的价值，故不属于避险过当。另外，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受害者有选择权。本案中，徐某既可以依据《合同法》主张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又可以依据《侵权责任法》主张侵权责任。但依照法律规定，合同责任不包括精神抚慰金赔偿项目。原告最后选择提起侵权责任之诉，其诉求得到了法院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