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亲身讲述

　　骗术环环相扣控制我“自觉”打钱

　　去年4月的一天,湖北襄阳宋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一个自称民警的人对她说,她的一张银行卡有异常消费记录,原因在于她泄露了个人信息,被犯罪分子用以办理投资卡行骗,要她马上打电话报案,还给了她一个“上海市某公安分局”的电话号码。

　　很快,宋女士就接到那个“办公电话”的来电,对方自称警察,询问了一些她的相关信息,称查到她的确涉嫌参与一起诈骗案,利用她银行卡进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跳楼自杀,诈骗所得的10%共计20多万元都返到了宋女士的银行卡上。

　　这下宋女士更懵了,对方说得头头是道,让她开始怀疑自己了。通话过程中,宋女士听到有人敲门进入对方的办公室,称呼着对方的姓名、职务,让她更加深信不疑。

　　对方很快加了宋女士的QQ,给她发来一份“逮捕令”。看到“逮捕令”上自己的身份证号和照片后,她几乎完全相信了。

　　此后,又有一个自称某检察长的人打电话给宋女士,这时候的宋女士,甚至没有再怀疑过对方的身份。

　　就这样,宋女士一直谨记骗子说的“保密原则”,悄悄“配合”着骗子“调查取证”,让他们去做自己的“资金清查”,并按照骗子的要求,将自己手中银行卡的信息全部提交给骗子,按照骗子的指示,在电脑上一步步进行所谓的“清查”,直到电脑突然黑屏。

　　宋女士此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可对方说她卡里的钱还在,只是被暂时锁定,查完就能解冻,如果急用需要交5万元保证金。宋女士就按照骗子的要求交了5万元保证金。

　　即便如此,骗子依旧没有放过宋女士。没过多久,骗子又给宋女士打电话说,上面有命令要立刻逮捕她,如果她不想被抓,要尽快交9万元取保候审。

　　此时,宋女士的内心早已崩溃,她想都没想,就又凑钱交给了骗子。

　　宋女士告诉记者,这就是她被骗的整个经历。其间她被骗子蛊惑,一直坚守着“保密原则”,不敢对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直到最后一次被骗才开始觉醒,选择了报警。

　　顺藤摸瓜发现境外犯罪线索

　　2016年6月，就在当地民警开展侦查工作的同时,又连续接到多名受害群众的类似报警。

　　鉴于案情重大且群众损失严重,在湖北省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张启波的指挥下,迅速抽调多警种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并将该案逐级上报。襄阳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绍洪告诉记者,该案得到公安部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挂牌督办案件。

　　经过近3个月深度经营,专案组民警循线追查,查明该系列案件是由境外犯罪窝点所为,主要作案方式为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利用网上招聘兼职等方式,组织大陆犯罪嫌疑人在马来西亚组建诈骗话务窝点,通过网络改号电话和非法获取的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假冒“公检法”工作人员并伪造“通缉令”等法律文书,对受害人进行心理恐吓,以此实施诈骗。受害人涉及全国多地,涉案金额巨大。

　　飞赴境外办案全面收网成功

　　2016年6日晚,马来西亚窝点成员明某等6人乘坐的飞机在重庆江北机场降落,他们刚下飞机便被警方抓获。经审讯,民警获取了明某团伙在马来西亚窝点的人员结构、作案流程和窝点位置。

　　专案组民警兵分多路,对国内为诈骗团伙提供电话卡、银行卡的涉案嫌疑人开展收网行动,先后在上海、安微、福建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53人,其中两名台湾人,收缴作案手机60部,电脑7台,涉案虚名银行卡403张。

　　10月17日,公安部派员率由湖北省公安厅、襄阳市公安局精干力量组成的专案组赴马来西亚开展侦办工作。10月27日,中、马两国警方出动警力百余人,同时在马来西亚多个诈骗窝点开展收网行动。在槟城市一豪华别墅内,成功端掉假冒“公检法”电信网络诈骗窝点,现场抓获27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台湾籍犯罪嫌疑人21名,大陆籍犯罪嫌疑人6名,收缴大量作案电脑、诈骗“剧本”、通讯设备及海量诈骗犯罪电子证据。

　　同时,行动小组在吉隆坡一民宅内,成功端掉利用手机植入木马病毒手段进行诈骗的窝点,现场抓获4名大陆籍犯罪嫌疑人,收缴作案电脑、通讯工具和大量电子物证。

　　11月7日,专案组民警发现在吉隆坡市藏匿着两处假冒电子商务平台客服诈骗窝点,次日,成功端掉两处诈骗窝点,现场抓获大陆籍犯罪嫌疑人43名,收缴大批作案工具。

　　据介绍,警方先后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槟城市成功端掉4个分别以假冒“公检法”、手机植入木马病毒和假冒电子商务平台客服等手段进行诈骗的窝点,串并31个省市县500余起案件,涉案金额7000余万元。2016年11月30日,包括21名台湾籍犯罪嫌疑人在内的74名犯罪嫌疑人,被襄阳警方押解回国。

　　警方披露实施精准诈骗手法

　　襄阳市公安局襄州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樊其江告诉记者,诈骗团伙在以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信息后,通过精心设计骗局“剧本”,自导自演,步步设套,对受害人实行点对点精准诈骗。以假冒“公检法”诈骗为例,犯罪嫌疑人通常以3条电话线路为一个单元进行诈骗。

　　一线话务员假冒公安机关民警,称受害人涉嫌一起拐卖妇女儿童的刑事案件,或是其身份信息被人盗用,发给受害人某个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让其报警。

　　二线话务员假冒公安机关,通过传真或聊天软件,向受害人发送带有其精准信息的“逮捕令”,使受害人深信不疑并产生恐惧感,而后将其转至三线。

　　三线话务员会与受害人保持长时间通话,对其进行银行转账引导,提示受害人通过银行或在酒店房间利用网银转账操作至“安全账户”,直至完成整个诈骗过程。

　　办案民警提示,群众接到所谓“公检法”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核实来电人员的真实身份,不要受其话术蛊惑,轻易进行网络转账等操作。

　　嫌疑人供述

　　大多数受害人难逃诈骗“三板斧”

　　在诈骗团伙中担任“管理者”的台湾籍犯罪嫌疑人蓝某告诉记者,让受害人相信他们扮演的“公检法”负责人身份,是整个诈骗活动成功的关键。

　　骗子购买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根据这些信息精心设计出带有受害人相关身份信息的“逮捕令”,将其发送给受害者进行哄骗恐吓。这些“逮捕令”十分逼真,不仅有受害人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和照片,还有伪造的相关部门印章。

　　骗子通过改号软件,伪造出和真实公检法部门几乎一模一样的办公电话号码,即使受害人拨打114进行号码查询,得到的结果也是真实公检法部门的相关信息。

　　如果前两个方法都没能让受害人相信,骗子还会向其出示一些更为详细的个人信息,比如他们的工作单位甚至是家庭住址、亲属姓名等,以进一步增强迷惑性。

　　这就是骗子行骗的“三板斧”,大多数受害人正是栽在这样的圈套里面。

　　诈骗团伙规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天组织固定会议讨论行骗手段,通过“传帮带”和切磋交流提升行骗能力,惩罚一些行骗不力的人去抄“剧本”,以此让他们加深印象。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