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实务来看，司法机关在认定绑架案件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时，尚存在判断基础不够统一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案件的准确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在绑架罪的刑罚设置上增加了法定减轻情节，对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修正案实施以来，各地司法机关陆续援引其中关于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规定，对一些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轻的绑架案件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从司法实务来看，司法机关在认定绑架案件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时，尚存在判断基础不够统一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案件的准确认定。实际上，绑架罪中的“情节较轻”从本质上说属于一种价值评判，但这种价值评判并不是随意的、无限制的，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上。

　　由于绑架罪情节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司法实践中应当将哪些具体情节作为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评判基础，往往多有争议。如，评价某一绑架罪个案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是否要考虑未遂、中止等犯罪形态，是否要考虑行为人的一贯表现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偶犯，是否要考虑犯罪后认罪悔罪态度以及自首立功情节，犯罪后是否诚实悔过，给予受害人一定的经济赔偿赔礼道歉等等，都会引发一些争议。而评判基础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有异，因此必须在理论上加以厘清。

　　一般认为，绑架罪的较轻情节可能包括：

　　(1)绑架属于激情犯罪而非蓄谋已久，绑架之后, 由于害怕惩罚、同情被害人、悔悟等原因, 未提出勒索要求即主动释放人质的;

　　(2)绑架之后控制人质时间较短, 也未对人质实施殴打、伤害等行为, 就被查获抓捕的，或者只是采用轻微伤害方式;

　　(3)绑架之后勒索财物数额不大, 也没有抗拒抓捕等情节的;

　　(4)绑架之后没有对人质进行严重殴打、虐待,甚至对人质优待的，如果采用轻微的行为手段实现对被绑架人的实力控制，可以认为是情节较;

　　(5)其他的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不大,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的侵害也不严重的情节等;

　　(6)犯罪人与被绑架者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存在邻里纠纷，存在社会宽恕的理由;

　　(7)犯罪人之所以犯罪是由于被绑架者的某些前因行为，如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只是绑架后勒索的数额超出原债务;

　　(8)在共同犯罪的绑架案中，从犯和胁从犯在犯罪行为中情节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的;

　　(9)不同的动机影响到行为人犯罪目的的严重程度，也反映了行为人不同的主观恶性，最终影响到社会危害性，也是认定情节较轻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如行为人是为了维护自己正当权利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欠缺等原因为生活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可以认为情节较轻。

　　(10)犯罪人只是侵犯了被绑架人的可能的人身自由，而不是现实的人身自由。比如说A为了勒索B的财物，将B的儿子带出幼儿园，带着他儿子去游乐场游玩，而打电话谎称已将其绑架，此案中明显未侵害其子现身人身自由而是可能的人身自由，相对而言，主观恶性较低。

　　总之，犯罪的本质特征是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也是犯罪人接受法律责难的前提和基础。绑架罪作为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加大其刑法打击力度有其必要性，但我们更应该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做到罪责刑相统一，具体分析案情中当事人的行为所折射出的主观恶性和在客观上侵害的法益及引起的社会影响综合考量，这样就既能不枉不纵，同时又能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