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俗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城乡地位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在农村人眼里可望不可及的城市户口大幅贬值，而城里人视之为草芥的农村土地和房屋现在倒成了香饽饽。随着这种巨变，围绕着农村土地和房屋也发生了一系列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法律纠纷，考验着亲情和邻里关系。

　　朱女士的案例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出生在本市农村，上世纪70年代代当她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因意外去世。过了2年，她的爷爷也因病过世，又过了十多年，她的奶奶也去世。她的爷爷奶奶生有四个子女，三女一子，她的父亲是唯一的儿子，一个姑妈在家招亲，仍然生活在本村，另外两个姑妈则嫁到外地。朱女士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下她顺利成人，后嫁到外区成家生子，户口也迁至新买的房屋。2007年，她出生地所在村被国家征地，政府给每个农户补偿数十万土地补偿款，补偿办法是根据现有宅基地使用权证上的名单计算农龄，根据该村的规定，朱女士这一大家，计算到其爷爷奶奶这一代，其爷爷奶奶的农龄最长，在补偿总额中占据近一半的份额，为了方便起见，村委将一个家族的补偿款都划在其留守姑妈的名下（村委这样做是欠妥，也是导致纠纷产生的直接原因之一），该姑妈从村委会将钱款领走后，既未通知朱女士，也未将其该得的份额分配给她。朱女士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多次去和他们协商此事，但他们一直拒绝分配补偿款，其表兄甚至说“你有什么资格得到补偿款呢！”朱女士感到十分无奈，经人介绍，找到了我，向我求救。经过分析，我告诉她，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朱女士对改补偿款中属于其爷爷奶奶的份额享有代位继承权，也就是说这份遗产本来应由其父亲继承，但因为其父亲早于其爷爷奶奶去世，法律赋予其晚辈直系血亲代其继承该份遗产。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了保护过早去世的继承人及其后代的合法权益，如果他人侵犯了该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本该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朱女士委托我一纸诉状将三位亲姑妈告上法庭，要求其支付属于自己的遗产份额，法院立案后，在法官的主持调解下，朱女士如愿以偿地拿到自己本该属于自己的那笔钱。

　　被告情绪很激动，在法庭上振振有辞，说嫁出去的女儿如泼出去的水，有什么资格再来娘家争夺补偿款，这样的说法在法律上虽然站不住脚，但却很有代表性。在我国古代，确有法律规定，嫁出去的女儿不再享有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但是这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这样的法律是恶法，最终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这种封建宗法制度和残余思想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很多国人仍然以为女儿嫁出去后，就不再享有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这是对新中国法律的无知。我国1985年通过的继承法就赋予了女性平等的继承权。继承法将继承权分为两种，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无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前者是指被继承人在生前具有立遗嘱的能力下，自行决定其遗产的分配，被继承人有权自行决定哪个继承人有继承权及能继承多少份额。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被继承人生前并未立遗嘱，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就按照法定继承分配遗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被继承人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系第一继承人，尤其是子女，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享有继承权。其中，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其晚辈直系血亲（包括亲生子女和具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可以代位继承遗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人们的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增强，面对各种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不管侵害人是外人，还是亲人，越来越多的人们拿起了法律的武器，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可喜的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人们的亲情也一定程度上被逐渐淡化，人们之间的关系商业化倾向更加明显，也是值得担忧的一面。马克思说经济的发展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看来是至理名言。但是，国家和社会对此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本案中，村委会的做法是欠妥的，如果我们的基层管理人员能够做得更完善一点，则此类纠纷应能得到更好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