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系某美容公司美容师。2017年4月，某美容公司以集资入股名义号召员工成为公司股东。王某响应号召，于2017年4月6日通过pos机刷卡转账40000元，计10股，每股4000元；于2019年4月12日转账28800元，计5股，每股5000元，剩余3800元公司称用于缴纳公司房租；2019年4月14日转账3750元，公司称该笔亦用于缴纳房租。2020年5月2日，某美容公司与王某签订《某美容公司合伙投资协议》，约定王某向某美容公司名下两家门店分别投资40000元及25000元。王某在职期间，某美容公司每月通过工资扣款形式扣除王某“投资款”，称用于公司装修、房租等。后，某美容公司独资股东李某欲转让公司，王某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王某认为，从实际履行情况看，所谓投资的对象，两家门店始终都在某美容公司的统一经营管理控制之下，并没有因为王某成为“股东”而将这两家店独立出来进行经营。新加入“股东”本应经原“股东”的审议或同意，但实际上某美容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单方决定了新“股东”的加入事宜，因此，“入股”本质上是一种集资行为。此外，某美容公司的行为模式符合欺诈的特征，先以劳动管理关系诱导员工付款，后以亏损、房租、装修、分摊总部费用等名义多次要求员工继续付款并且不分红，在员工离职时意欲彻底将员工所付款项据为己有。

某美容公司认为，王某自愿入资，目的系分红，每个月给王某发的工资中扣除投资款项的同时有进行分红，应当认定王某为隐名股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系涉案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双方陈述以及法院查明的事实，应认定双方名义上为投资合作，实际系借贷关系，借贷本金的金额经法院核算为72550元。现对王某要求返还借款本金72550元的诉讼予以支持，对于超出该诉讼请求的数额，不予支持。关于利息，双方未约定借期内利率，现王某主张按照年利率6%支付逾期利息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双方并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亦未约定还款时间，王某可以随时要求返还，但应当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现王某并未提交其向某美容公司主张偿还借款的证据，因此法院以起诉状等证据材料送达之日视为催告之日，酌定催告之日后十五日为偿还的必要准备时间。并判决某美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偿还王某借款本金7255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某美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二中院提出上诉，主张本案系投资合同纠纷，双方签订的投资合同合法，不应认定为借款，且王某通过pos机刷卡的行为是在店消费，要求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某美容公司虽主张本案系因投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但综合考量当事人及证人陈述的事实经过、王某转账方式与过程、王某对某美容公司所称的“投资关系”的参与程度等，不足以认定本案为投资合同纠纷。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认定将王某付出的款项作为借款予以返还并支付相应利息，公平合理。关于借款金额，王某提交POS机消费凭证和转账记录证明其付出的款项金额，并提供证人作证证明某美容公司员工通过POS机出资系应某美容公司要求；某美容公司提交出库单主张POS机消费记录系王某个人消费支出，但该证据系单方制作且王某对此亦不予认可，不足以证明某美容公司主张，一审法院据此核算本案借款金额，并无不当。最终，北京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借款合同纠纷和投资合同纠纷是两类不同的合同纠纷，二者在性质及争议解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投资合同是投资者通过投资活动取得相应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权益的合同。实践中，会出现公司为增加公司资产、支付租金、进行装修等原因，而要求员工向公司投资的情形。本案即是如此。 

在公司要求员工投资入股的情况下，应当参照下列标准判断员工“投资入股”行为是否是真正的投资：一是投资行为是否是平等主体之间基于共同投资、共担风险的意思表示而实施的；二是投资者是否成为了公司的在册股东，是否享有相应出资凭证；三是投资者是否知晓公司的经营过程和发展方向，是否有权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四是投资者是否根据公司发展情况固定享有公司分红、承担公司损失等。

在此提醒，员工在应公司要求进行投资行为的时候，应就投资公司行为及时签订合同，索要股东名册和出资凭证，查询公司股东信息，要求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根据公司经营情况享有公司分红，这样才能尽早确认自己是否是公司的投资者，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权利。公司应秉持诚实信用原则，不应以号召员工投资为名非法收集资金，若公司没有按照规定与员工形成实际的投资合同关系，公司将承担返还借款及相应逾期利息等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