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某与易某于1992年结婚，2001年8月因感情不合协议离婚。离婚时双方对共同财产和双方所欠的债务及女儿的抚养问题作了约定，制作了书面协议并在当地公证机关办理了公证。协议书内容如下： “管某与易某共同拥有房屋一套归管某所有，共同债务180000元归管某偿还，双方以个人名义所欠的个人债务由各自负责偿还，女儿归管某抚养，易某每月负担300元抚养费。”2002年，管某与她人再婚。

　　1991年和1999年易某曾以个人名义分二次向个体户刘某借款，1991年借了20000元，1999年借了60000元。2001年5月，刘某以易某拒不偿还债务为由将易某诉至当地法院。刘某在法院审理该案期间，得知管某与易某已协议离婚，但并未申请追加管某为共同被告。该案在2001年年底由法院下达判决书，判决易某偿还刘某二笔债务共计80000元。判决生效后，易某不知去向。

　　2002年，当地法院又制作了一份“民事裁定书”，其主要内容如下：“1999年3月易某向刘某借款60000元发生在易某与管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故易某借刘某60000元系易某与管某的夫妻共同债务，易某与管某在离婚登记时对该笔债务未作明确协议清偿，仅约定除部份债务外，俩人在外所欠债务由各自偿还，而夫妻共同财产均归管某独自所有。此财产(债务)处理协议损害了债权人刘某的合法权益，规避了法律，约定无效。易某所借刘某的60000元应由易某与管某二人共同偿还。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追加管某为本案被执行人。二、被执行人管某对易某所借6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笔者认为，当地法院将管某追加为被执行人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一、裁定是人民法院对诉讼中的程序方面的有关事项所作的判定，其适用的依据应是程序法，而该裁定却对管某与易某的财产(债务)分割协议有效无效作出判定，财产(债务)分割协议有无法律效力是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裁定书无权对协议的效力作出判定。

　　二、该裁定书认为易某向刘某借款60000元发生在易某与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故该笔债务为易某与管某的夫妻共同债务，这种观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因为根据《婚姻法》，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发生的债务也分为个人债务和夫妻共同债务，当事人对一笔债务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有争议的只能通过法庭审理后才能作出判定。由于管某不是刘某诉易某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因此刘某诉易某的这一债务纠纷，在审判阶段并未涉及该笔60000元的债务，是易某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

　　三、《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追加被执行主体作了详细的规定，列举了可以追加被执行主体的几种情况，像管某这种情况并不属于可以追加的范围，当地法院将管某追加为被执行主体，于法无据。

　　管某依据笔者的观点向当地法院提出异议，当地法院已裁定中止对管某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