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且累犯不适用缓刑和假释，这与刑法典所体现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规定是不尽合理的，其理由是：

　　1.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犯罪，是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实施具有刑事违法性且应受惩罚性的危害社会行为。而未成年人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世界观、人生观还未形成，社会经验不足，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差，自制力低。因此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其社会危害性较轻。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固然有个人主客观原因，但更是不良文化影响、教育制度缺陷以及社会其他消极因素综合作用力的结果。相对于成年人来说，未成年人更容易受外界客观因素影响。因此应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教育未成年人，而不是通过对其从重处罚来改造和预防犯罪。

　　2.从设置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置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惩罚，仍不知悔改反复实施犯罪的人。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过于狭小，则不利于打击和预防犯罪。反之，过于宽泛，一方面使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再犯者遭受了不应有的严厉处罚;另一方面不利于集中资源打击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者。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思想不稳定，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未必较大。因此对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从重处罚”不是设置累犯制度的本意。

　　3.教育刑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价值的基本取向。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价值取向上几乎采取了一致的做法：大大弱化刑罚的报应功能，以特殊预防中的教育刑为基本理念，重视刑罚的个别化和保安处分，不定期刑的适用，以轻缓的刑罚或多种非刑罚方法来处理未成年人犯罪。从《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来看，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已优于社会其他利益，重点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是为了社会今后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当刑罚以此为价值取向时，关注的焦点就由犯罪行为转向犯罪人，刑罚的使命由主要惩罚犯罪而转向教育改造犯罪人，以减少犯罪。相对成年人而言，各国都变通了实体和程序法律。[7]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司法上的定罪量刑，更重要的是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采取以教育手段为主导的多种途径进行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