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躁型

“你懂法还是我懂法？”、“啰嗦什么，问你什么你老实回答”、“有本事你去告呀”、“写个文书都不会，自己去网上查”……

每天重复而繁琐的工作流程，导致部分公检法干警在释法说理时失去耐心，甚至认为对方是在有意刁难自己。一旦产生这种心理，语气生硬也就很难避免了，而这对涉案当事人，尤其是被害人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

但其实，在日常办案中，我们所遇到的大部分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在你看来很“低级”的所求所言，并非源于刁难，而是真的不懂。在中国的厌讼情绪下，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踏进过公检法的大门，其法律知识可能仅仅源于口口相传或影视作品。

多一份耐心，也许会是另一个局面：

“你可能对我国的法律规定还不是太熟悉，建议你先回去咨询一下，我们再作探讨。”

“为了我们更有效地沟通，希望你明确、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控告申诉，是你的权力，但如果你觉得我们还能继续交流，可以再说说你的看法。”

“这个文书是需要你自己书写后提交的，我们并没有样本，网络上有一些模板，你可以参考着写，如果还有不理解的地方，可以来找我或者直接打我们的办公电话咨询。”

引诱型

这往往出现在自认为一些询问或讯问过程中。

“我们知道你有很多案底，都不追究了，你老老实实认这一起”、“你的同案犯关在看守所，你知道吗？”、“你知道缓刑（取保候审）的条件是认罪吗？”

这一类问话，是否属于“诱供”，实务中尚有争议，但属于不规范职业用语，确是毋庸置疑的。

这类问话不仅会导致证据可信度下降，同样会给办案人员自身安全带来隐患。虽然你并没有明确说明，但通过引诱性问话，给当事人留下了想象空间，而这种想象空间一旦被打破，将会带来不可预料的仇恨。就以第三句为例，你可以只是想告诉对方如实供述可以从宽处理，但对方可能误解为一旦认罪，就一定可以换取缓刑（取保候审），这一期望一旦破灭，当事人必定归咎于办案人员。

误导型

“这个案子很简单，不用请律师了”、“请律师你还不如把钱赔偿给被害人”、“律师说的话你也当真？”、“被告人穷得很，你不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了”

极少部分公检法干警为便利办案，不自觉地会误导当事人放弃部分诉讼权利。这种误导，不管是否出于善意，都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

推卸型

“你的案子又不是我决定的，有意见找我们领导说去呀”、“有什么问题去找公安（检察、法院），是他们侦办（审查、判决）的”

这些推卸责任的话，貌似让你暂时摆脱了纠缠，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长期下去，不仅会破坏公检法机关的权威性，更不利于公检法机关之间信任的巩固。

攻击型

“辩护人，这点小毛病你揪着不放，死磕派吗？”、“辩护人，庭前会议上你说的话是放屁吗？”、“辩护人，收人钱财也得有职业道德吧。”、“你有什么立场这样说？”

在极少数公检法干警，尤其是公诉人的思维中，有着较深的攻击思维，特别是公诉人与辩护人庭审辩论时，双方往往具有强烈的对抗性，部分公诉人就会认为，打倒辩护人是天生职责，在这种错误思维引导下，一些公诉人情急之下可能口无遮拦。

其实，作为法律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正如张军部长说的，律师是公检法的朋友。有人认为，律师就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而已。解当事人之所急，自然是律师的天职，但大部分律师的解决之道，是在法律途径之内，或者说是寻找公检法的漏洞从而为当事人谋取最大辩护效应。而这个过程正是暴露司法缺陷的重要环节，而司法，正是在一次次的缺陷暴露和弥补中进步的。

气急败坏而指责律师，本身是对法律、法治理解不深。法治进程是法律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律师的缺席，这一过程将难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