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薛洪涛     来源 | 美国法律故事

2012年5月28日，因财力不支和合伙人出逃，杜威路博向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邦破产法庭递交了破产申请。这家律所称，经过与其他律所协商，仍未能找到收购自己的买家，遂决定破产清算。该事务所300名合伙人都已离职，债权人开始针对这家事务所提起索赔诉讼。

杜威路博聘用Togut，Segal & Segal LLP法律事务所作为破产顾问，旗下位于香港、北京、圣保罗、伦敦、巴黎、马德里、法兰克福和约翰内斯堡的办事处将关闭，位于美国的所有办事处都已被关闭或将被关闭。据破产申请文件显示，杜威路博国际律师事务所正在回收设备及保护客户记录。

据法庭破产文件显示，杜威路博律所共计负债3.15亿美元，其中2.25亿美元是银行欠款，其他债权人包括房东和前合伙人。杜威路博的资产包括1300万美元现金、2.55亿美元应收款项(理论上，实际上收不到这么多)、数件艺术品和大约1100万美元保险投资。

实际算下来，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债务为2.45亿美元，资产为1.93亿美元，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律所破产案。杜威路博称，将留下90名员工协助破产清算。

前联邦法官理查德·豪厄尔告诉《纽约时报》：“这是法律界非常沉痛的一天。杜威路博是一家知名机构，有许多很棒的律师，从未有过这样的大所轰然倒下。”

事实上的确如此，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一流的律师事务所，它拥有著名的血统和近1000名律师，是律师行业精英俱乐部的正牌成员，被称为“大律所”。

杜威路博在专业领域声名显赫。它曾代表员工会与美国全国橄榄球联盟和美国全国篮球协会对簿公堂，还曾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提供并购法律咨询，并在世界贸易中心重建中代表曼哈顿南城开发公司。

在申请破产保护以前，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正在为MLB(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洛杉矶道奇队(Los Angeles Dodgers LLC)的破产重组事宜提供顾问建议。

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的重组官员乔纳森·米切尔在破产申请文件中称，2007年，杜威律师事务所与路博律师事务所合并称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高峰期曾拥有1450名律师，在最鼎盛时期雇用超过2500人，在全球12个国家26家代表处有1400名律师。

2007年，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成立后，营业收入全球排名第23位。但曾经雄心勃勃的杜威路博发展状况却不尽如人意。

《美国律师》杂志编纂的律师事务所排行榜数据显示：2010年，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年收入只有7.6亿美元，比预期低1.5亿美元；2011年的总收入为7.82亿美元，比2010年强不了多少。

2011年秋，杜威路博合伙人突然发现，无法像往常一样凭借合伙人年度分红预期支取薪资(律师通常全年都可以支取的薪资)，这家律所没钱付账了，这时杜威路博就炸开了锅。

此后至2012年年初，已有大约70位合伙人离开了这家陷于困境的知名律所。其最资深的合伙人之一弗莱德·甘德跳槽到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成为该所美国税务业务部欧洲与中东地区业务的负责人。就在该消息传出的当日，杜威路博纽约办公室的税务合伙人赫希尔·韦恩同样也选择加入毕马威。

当时各种谣言在杜威路博满天飞：如该公司正在考虑“预组破产”，并计划与格林贝格·特劳里格公司合并。律师们心神大乱。

杜威路博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些为该律所独有，比如刚完成一场大型兼并就不幸迎来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该律所业绩。

而此时，恰逢杜威路博需要加大支出，其中大笔支出是新合伙人的保底薪酬，该律所后来承认，他们作出这些承诺是因为觉得“很多情况下它最终不会实现”。

《福布斯》杂志称，杜威路博的失败在于其为吸引金牌合伙人而作出长远的财务承诺，而缺乏忠诚的合伙人把客户从一家事务所带往另一家，合伙人客户名单的“可移动性”削弱了事务所长期良性发展的纽带。

据其他公司的律师称，杜威路博承认自己犯了两个大错：第一大错误是为了从其他律所挖到新的合伙人，许诺他们几年的高薪，然后又从银行借款来兑现这些承诺。

即使在业绩不景气的年份，杜威路博都要向合伙人提供数百万美元支付担保，其中数人每人领取500万美元，对企业构成沉重负担。

2011年，杜威路博急功近利，利用自己的业务和薪酬优势，从竞争对手那里挖走金牌合伙人。结果杜威路博财务业绩糟糕，导致其领导人削减或推迟发放许多合伙人和其它骨干的薪酬。

该公司不仅在流失人才(110多名合伙人)，而且还授意剩下的合伙人另谋高就，甚至在考虑解散事务所。

皮尔斯是杜威路博薪酬最高的律师之一，年薪高达800万美元。他曾担任该律所副总裁，是优秀的企业并购与收购专家。后来他离职，但对外宣称该律师所欠他6100万美元，其中可能包括延期未支付的薪酬、退休金和在律所的投资等。

高薪聘用新合伙人，自然就会引来他人的怨恨。当时，合伙人发现他们中一些人的薪资竟是另一些人的20倍，而且三分之一的合伙人享受着保底薪酬。那些未享受保障的律师们纷纷跳槽，而不是留下来为了其他合伙人的薪资卖力。

第二大错误就是合伙人纷纷跳槽，失去大客户。对此，特拉华州律所的破产法律师克里斯托弗·沃德说：“一家律师事务所唯一真正的资产就是其客户群，而这些已经一去不返了。”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律师事务所都是私人合股制公司，其资产就是合股人本身。面对律所效益下滑，公司合伙人当然没有实有资产可以出售，他们只能离开这一律所筹备建立新的律所。

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美国的律师(这点不像英国同行)离去时会带走相应的客户资源。

自己出资培养大律师的事务所，其律师的忠诚度更高，能够和律所共患难；而到处挖人的杜威路博就没有那么多忠诚的律师了。路透社评论说，律师成群“变节”并带走客户投靠竞争对手，这并不罕见。

但杜威路博出现大规模合伙人出逃，而且在短时间内发生，却有些不同寻常。据杜威路博自述，这家律所在2012年第一季度遭遇流动性困境，致使300名合伙人中的160人在5月11日前“仓促”辞职。

尽管杜威路博向合伙人开出了数目惊人的薪酬，但仍有大批合伙人转而投奔境况更好的律师所，结果留下的都是管理人员、律师助理、年轻的律师和退休人员自生自灭。

据《纽约时报》报道，几乎所有的杜威路博合伙人都已经前往其他律所任职，其中36人加入全球最大的欧华律师事务所。数以百计的新晋律师和助理律师则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苦觅饭碗。

杜威路博的破产结局，令一些行业分析师回忆起1987年纽约著名律所芬利—库姆布勒的倒下。

这家律所破产的原因包括，过快扩张、巨额借贷和丰厚犒赏“杰出人才”，这些都能在杜威路博发现。柯克兰—埃利斯律师事务所前合伙人史蒂文·哈珀说：“芬利—库姆布勒就是前车之鉴，现在被遗忘。”

一些分析师认为，杜威路博倒下的根源并非这一家独有，多家大型律所采取与之类似的商业策略，如通过并购实现粗放式增长、用超高薪水从其他律所挖、高级合伙人和底层员工薪差甚大等。

《纽约时报》援引这些分析师的话报道，上述做法破坏了律所合伙人机制的初衷，即大家怀揣相同理念共克时艰。许多大型律所摒弃了合伙人制度应有的忠诚、协作和平等，把自己变成利益最大化的赚钱机器。

近期劳动力管理公司Ty Metrix对美国4000家律师事务所进行了调查发现，事务所金字塔的最高层，合伙人的薪酬已经达到了顶尖公司领导人的水平，每小时收费高达900美元。

《美国律师》杂志(The American Lawyer)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前100名大律师事务所中，每位合伙人的平均盈利为136万美元，比2000年的74万美元翻了一番。

美国全国法律就业协会(NALP，跟踪法律行业就业情况)执行董事吉姆·莱波尔特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批年轻律师进入律所，之后律所合伙人的薪酬便一直在稳步上涨。”

为了能够与更具吸引力的互联网行业初创企业竞争，十年后，律所大幅提高薪酬，从顶级法学院抢夺人才。

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减缓了竞争的步伐，但和法律相关的业务仍大量存在，于是在2006年和2007年，律所新人的薪酬又经历了一次上涨。从1997年至2007年，在最顶尖的律所，也就是所谓“大律所”，首年入职员工的薪酬翻了一番，从80000美元上涨到160000美元。

虽然这些公司至多聘用了20%的法学院毕业生，但这些身在大城市的律所却为整个行业定下了薪酬基调。

薪酬差距的不断扩大、合伙人的加入、以及员工对律所日益下降的忠诚度和日益缩短的工龄使律所成为“松散的联盟”，而“如今的合伙人更像是自由人”。合并及合伙人横向移动的活跃市场，类似于体育界不受限制的自由人可自由与任何球队商订合同，这让律师事务所的管理者似乎是进退两难。

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就业岗位减少了45000个，一大批大型知名律所纷纷倒闭，比如豪瑞律师事务所(Howrey)、海伦律师事务所(Heller Ehrman)和思瑞律师事务所(Thelen Reid)等。原先能拿到七位数薪酬的合伙人，突然之间面临薪酬大幅缩水的境况，于是，许多人纷纷转投其他律所。

而据业内专家披露，大型律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疯狂从其他律所招募明星合伙人，甚至开出了接近1000万美元的年薪。结果，导致低薪酬员工与合伙人之间的薪酬差距不断扩大。

在美国，某一地区业务状况恶化或者经济疲软———这些都会使负担大量债务的公司变得十分脆弱。遇到一个坏年景时，合伙人可能会静观其变，如果情况未能好转，部分人会带着他们的客户溜走。

杜威路博并非近年来唯一倒下的美国大型律所。2008年，旧金山两家大型律所因业务增长缓慢破产。去年，华盛顿一家律所因财务困难解体。

法律界专家认为，大型律师事务所的问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大事务所迫不及待地达成共谋，向《美国律师》等新成立的法律刊物提供薪酬数据。而这宣扬的是赤裸裸的商业成功标准。这些数字成为计算每位合伙人年均收入的基础，之后又产生了排名，使得律师所进一步商业化。

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法律专业教授坎波斯(Paul Campos)认为：它最终演变成了吹嘘的游戏，而法律行业也沦落到和其他行业一样的生意，到处充满了狂妄和自负。坎波斯是博客网站《法学院骗局揭秘》(Inside the Law School Scam)的撰稿人。

《财富》杂志报道称，随着杜威路博的衰败，合伙律师天价般的薪酬一点点地曝光，律师事务所行业躁动不安的文化也公诸于大众。

为了争夺大的企业客户，律所之间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并用诱人的薪酬承诺相互挖人，使用各种伎俩从对手那里引诱金牌合伙人。而这种行为彻底改变了合伙关系的传统发展轨迹。

律所模式所固有的结构缺陷，加之极端的市场变化，能够将几家更大的事务所推向被湮没的边缘。在营收没有出现显著增长的情况下，律师事务所不得不依靠招募神通广大的明星合伙人以求带来新客户。

杜威路博的失败被归咎于其为吸引其他事务所的金牌合伙人而作出长远的财务承诺。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承诺本身，更多地在于其企业结构———追逐短期利益并惩罚任何形式的长期投资。

法律博客“亚当·史密斯先生”写道，在其倒闭前四年中，杜威路博所支付薪酬超出收入1.24亿美元，使其资本日减，对债务的依赖日增。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教授戈登(Robert Gordon)说，杜威路博或许只是个极端个案，但也可能代表了一种趋势。律师事务所的扩张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行业。许多事务所承诺了超过负担的薪酬，并为此不惜大笔借贷，从而形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压垮大型律所。